一百多年來，「何謂臺灣的現代戲劇？」不只是藝術上未竟的探問，也是歷史變局中的知識分子們團結起身、一起面對社會現實的歡鬧之旅。

1926年6月13日，憤恨難平的「冬桂」在《臺灣民報》上嚴詞控訴警察錯逮疑犯、動用私刑，「襲用太古之拷問法，灌水數十次」，使清白民眾遍體鱗傷，在氣息將絕之際認罪。這是臺灣文化協會槓上新竹州警察的第一回合，也是日後主掌「新光社」劇團的新竹人林冬桂（1893-不詳），上任文協新竹支部「專任主事」不久的初登壇。

封面圖說：文化協會改組後新任幹部合影，後排立者右起有林碧梧、林冬桂等，前排坐者右起為鄭明祿、王敏川、劉素蘭等人。其中，林冬桂不僅是重新選任的臨時中央委員之一，也負責主導新竹支部業務。（圖片來源：國家文化資料庫）

響應新劇運動：文協新竹支部主催

文協創立之初，便登高呼籲「為改弊習，涵養高尚趣味起見，時開活動寫真音樂會及文化演劇會」，寄予電影和戲劇「文化的」、「進步的」、「革新的」厚望，「文化劇」雅名因此不脛而走。伴此利器，文協得以在全臺巡迴講演，深入城市與鄉里。從崛起到解消的十年之間，這波文化運動中相繼組織的劇團即有二十團以上，曾演出的劇目多達百部。

而設立於1925年的文協新竹支部，會員遍佈竹南、通霄、苑裡。在創立後的翌年4月，支部在臨時總會上確立「所行事業」，其中「文化劇」位列第三條。同年6月，二十七名會員「為社會教化並改革臺灣在來的戲劇」創立劇團「新光社」。領導這群熱血好辯的青年，關鍵的「負責人」便是支部核心林冬桂。

新光社於1926年底首度公演，與劇團前輩「彰化新劇社」合作，在「新竹座」劇場共演四天，演出《良心》（陳大悲）和《父歸》（菊池寬）二部劇作。彼時記者生涯正逢起步的新竹紳士黃旺成，出於好奇連看了三天戲，在日記落筆讚賞彰化新劇社的劇場老將們：「忽而令人悲、忽而令人喜，其熟練的工夫，就是專門家亦不過如此」；至於初回亮相的新光社，演出前的準備顯得倉促，旺成直言：「口白、舉動都很幼稚，但十幾天之練習便能出演，真聰明亦真好膽。」

「聰明」與「好膽」恰恰體現文化劇的兩個特質：所謂「聰明」，是因為文化劇必須和方興未艾的歌仔戲競爭觀眾，從事者必須是智識階級，並不太指望傳統戲曲的職業演員。此等要求，是基於改進文化的理想，而將戲曲故事的將相佳人視為封建落伍；而所謂「好膽」，則因為文化劇是模仿西方話劇形式的戲劇。在本土創作的能量緩不濟急之下，採用中國、日本兩地的劇本，直接轉譯成臺灣話演出，是構成頻繁演出最實際的道路。

反照社運中戰鬥的自我：擅演社會問題劇本

新光社是大量採用中國劇本的劇團。這樣的策略有助於迴避劇本產出的關卡，能夠快速實現演出以輔助文協本業——登壇講演。因為與彰化新劇社的淵源，兩團劇本有共通之處，如《良心》、《張文祥刺馬》（王鐘聲）。然而新光社可能也是在臺首演《是誰之錯》、《新聞記者》（熊佛西）和《父權之下》（徐公美）等劇的團體。

文協時代的青年，最切身的戰場莫過於婚戀的自由，因此文化劇團所青睞的劇本，通常以人情倫理的悲喜交織，探討新舊衝突的社會問題。然而新光社殊異之處在於，劇目多半出自特定出版品：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起陸續出版的《文學研究會通俗戲劇叢書》。這套書影響文化劇甚深，若考察上演回數，其中《父權之下》儼然是新光社招牌劇目。

徐公美所著的《父權之下》，是一齣短而緊湊的獨幕悲劇，劇情描述自由戀愛的情侶，礙於出身差異無法結婚，權威不容被挑戰的家長更動用權勢誣陷男方入獄。《父》劇在家庭革命的主題中，置入對買賣婚姻、權威家父長、虛偽資本家的批判，結尾更暗諷趨炎附勢的警察。能夠以一劇賺人熱淚，同時端上批判社會的辛辣猛料，新光社與此劇可謂一拍即合，演出不輟。

從劇場到廟埕：鋒頭盡出的新文協代表劇團

1927年，是新光社大展身手的一年。首度公演之後，他們便規劃在大甲、苑裡、基隆等地巡演，一年中共出演了四十七回，觀眾入場達一萬六千四百人，無疑是文協直屬劇團中的佼佼者。

由於演出足跡遍及全島西部，新光社一躍成為文化協會的代表性劇團。他們在基隆「新聲館」的演出刺激了「民運演劇研究會」的誕生，後來在「北港座」慶祝「民聲劇社」創設以及在「南座」與「臺南文化劇團」合演，創造不少劇團交流。於是在報導中活力四射的「新竹班」，選擇6月在臺南製作一場創團以來最大規模的演出，一口氣連演四天，端出七部劇作，演技博得好評。

如此驚人的行動能量，某種意義上得益於後人稱為「文協分裂」的重大改組。1927年1月，左派青年贏得改組。林獻堂、蔣渭水等穩健派人士心灰意冷，退出文協並籌組「臺灣民眾黨」，自此文協一分為二。成為競爭關係的新文協與民眾黨，為了聲量各自籌組劇團，造就文化劇活動的巔峰期。在林冬桂領導下，新光社成為「新竹新文協」的代名詞。演劇之餘，這群有著「衝組」性格的新竹青年，時常穿梭在對手的場合發傳單、噓聲鬧場。就連非常看好新光社的黃旺成，也曾經在日記怒言抵制，甚至無端被社員的流言攻擊。後來旺成積極投入民眾黨的創建，從此與長年舊識林冬桂逐漸失去交集。也正是兩派勢同水火的這一年，林、黃等人倡建的劇場「竹舞臺」也破局夢碎。

是年底，經常被蠻橫對待，槓上新竹警察的新文協，最終引發「新竹騷擾事件」。新光社員因為一幅嘲諷總督的漫畫被拷打，為了抗議執法過當，文協於西門內媽祖廟舉行講演。警方強橫的態度，使集會演變成四、五百人包圍郡役所的暴力衝突。連同後來的搜索，警方一共逮捕上百人。

「新竹騷擾事件」是1920年代臺灣最大規模的警民衝突，讓新文協引以為年度要事。宣告著社會運動的勃興走入尾聲，思想嚴格箝制的1930年代來臨。黃旺成等民眾黨員，曾經不計前嫌展開援助，仍然徒勞。隔年，時任《臺灣民報》記者的他北上聽取判決，當晚與一批刑責較輕的被告同班火車返回新竹，他在報導寫下「……三三兩兩的談話，把他綜合起來，也許可以編成一篇悲喜劇。」他們喜的是獲得保釋的心情，悲的則是司法機關形同虛設。當時列為主謀的新光社員們仍被拘留，他們後來被判刑數個月至一年不等，文化劇事業就此中斷，團務停擺。

涉事成員出獄後，新文協馬上迎來第二波改組。往後由臺灣共產黨所主導的「新新文協」政策翻轉，視數年來經營的文化劇「小資產階級的遊戲，是會消失了青年鬥士的意志」。如同文化協會歧路派生的結局，新光社也在運動場域的葛藤之中戛然解消於無形，距離創團不過二年多而已。

在臺灣文化協會這班時代的列車上，業餘從事演劇的青年紛紛佈置出繁星勝景。揆度「新光社」有限的影跡，這群為社會而演劇的少年面龐已然模糊，然而從銳意進取到閃燃而逝，足以證明竹塹子弟未曾在這段喧騰的時代中缺席。

參考閱讀：

《臺灣民報》復刻版（臺北：東方文化，1973）。

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（漢珍知識網）。

《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．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（中卷）》（臺北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，1939）。

呂訴上《臺灣電影戲劇史》（臺北：銀華，1961）。

解佳蓉，《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新劇與中國戲劇的關係探討》（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戲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6）。

莊勝全，《《臺灣民報》的生命史：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、出版與流通》（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，2017）。

張晏菖，《反思社會運動者自我：「編輯者賴和」與《臺灣民報》的戲劇》（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學碩士論文，2020）。

石婉舜，〈現代戲劇運動，第一波！——「文協演劇十年〉再發現〉，《光：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》（臺北：臺北教育大學MONTUE北師美術館，2022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