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實複雜多面，需要多重觀點交會之處，政治宣傳總簡化為正邪交戰懶人包。但現實中從無完美的英雄。

一九八七年的紀錄片《怒祭戰友魂》描述六十二歲的二戰老兵奧崎謙三，因為在新幾內亞兩名士兵同袍死亡，調查四十年前的真相，有人說是因逃兵被處決，有人說是因為吃原住民屍體而遭處決。原來日軍戰末斷糧吃人，上級下令「黑豬」（原住民）可以吃、「白豬」（白人士兵）不能吃。奧崎謙三逼軍官供出，因為原住民跑得快、抓不到，所以殺士兵來吃。結尾奧崎謙三要槍殺下令的士官，重傷他人，被判勞動十二年。

奧崎謙三是個荷索式的暴走怪咖，電影一開頭就處處令人瞠目結舌：他開店的鐵捲門、平日開的宣傳車上都大字漆著「殺死前首相田中角榮」；他主婚致詞和字卡介紹自己殺過一個房仲、用小鋼珠射擊裕仁天皇、散發淫穢傳單侮辱天皇等，坐牢十三年九個月。然而，紀錄片拍完四十多年後，導演原一男在《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》一書訪談中說：

奧崎謙三是商人，精於掌握利害得失，憤怒時都經過算計，知道怎麼生氣能討好觀眾。（假）

奧崎謙三決不是一個有邏輯思考的人，經常誤判、貿然行動。全片前半部奧崎謙三有兩次發怒揍人，是詮釋真實的自己。後半奧崎謙三脅迫古清水中隊長，是真心想殺了他。因為古清水想掩蓋他殺了上等兵吉澤徹之助，所以奧崎謙三才會痛毆古清水，讓他放棄掩蓋。（真）

奧崎謙三這類的算計多到數不清。（假）

這些與拍攝無關，純粹是他獨特的生存之道。（真）

正因為他意識到鏡頭，才刻意放大這些特質吧。（假）

所以，原一男想說什麼？一段話換了四次車道、左右蛇行，吞吞吐吐說不出口，知道全球觀眾奉奧崎謙三為真漢子；其實可能是戲劇型人格，渴望引人注目，活在自戀的偉大神話裡，戰爭食人罪行給了他當英雄的舞台。《怒祭戰友魂》四十四年來經典地位建立在一個戲精上，原一男不能說，卻又衝動說出來。每說一句戳爆國王的新衣，就打圓場挽回。然後再戳，繼續打圓場。上網搜尋報導，《鏡週刊》報導原一男來台參加影展，也挖苦奧崎謙三像網紅一樣饞鏡頭：

奧崎謙三用彈弓射小鋼珠攻擊天皇不中也沒人發現，情急大喊「攻擊天皇」才終於引起注意被捕。

奧崎抗議教科書粉飾侵略，叮囑導演原一男：「我要開車撞教育部長，畫面一定要拍到。」

右翼團體參拜靖國神社時，他要花束藏刀混入人群亂砍：「畫面一定要拍到。」

完全表演藝術。片中，奧崎向戰友說：「我靠著抵抗生存下來。」拍片一如他的身體，是抵抗的工具。美國導演麥可．摩爾的紀錄片《華氏911》、《資本愛情故事》、《科倫拜校園事件》延續了奧崎謙三直搗黃龍的訪問風格，透過被警察、警衛推擠阻擋，堵麥逼問要人、逮住他們吃了誠實豆沙包的瞬間，來暴露權力的專制。

另一方面奧崎謙三的表演欲，很像《殺人一舉》的五戒青年團領袖安華，年輕時是戲院黃牛，得以免費看好萊塢電影，迷戀約翰‧韋恩等英雄殺人的帥氣；演出紀錄片，也想滿足好萊塢電影夢。《怒祭戰友魂》的焦點是戰爭罪行，而書中原一男的訪談將戰爭罪行變成背景，焦點轉到質問奧崎謙三是否物化了戰爭罪行，將權力絕對的邪惡變成舞台道具襯托他。事情是這樣的嗎？

觀眾判斷戰爭傷害士兵的程度時，會參考受害者的反應。如果奧崎謙三沒那麼憤怒，卻表演出他所沒有的憤怒，這是陳述虛假不實。但我重看《怒祭戰友魂》，老兵說，日本已經投降了，軍營被兩萬人包圍，上級卻命令他們戰死為止，換做外國軍隊早就投降，不可能弄到吃人。片中呈現將領濫權之慘烈，我認為奧崎謙三再怎麼戲精都合理。我們習慣了消防隊、警察、軍隊、醫師強制成員付出代價執行任務；但奧崎謙三等個人自發付出坐牢等代價去抗爭，我們卻質疑他別有用心。這種思考只是極權抹黑異議者的話術。

《鏡週刊》報導原一男自述經常煽動被攝者：《再見CP》裡他叫腦麻者裸體坐在馬路中央；《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》，石綿受害者十幾年來溫和抗爭，原一男挑釁：「你們就只能做到這樣嗎？」亦即如果對象不像奧崎謙三這麼暴衝，那麼原一男負責暴衝。溫馴的石綿受害者既想衝，又受成規束縛，內心矛盾成為被攝者與原一男的拉鋸。而原一男內心暴衝和常規的矛盾，卻成了奧崎謙三和原一男的矛盾。如果奧崎謙三是在表演，那麼拍他算是真實嗎？原一男這樣的自我質疑，肯定沒有停止過。

想必有人會輕描淡寫說，原一男受訪嘲諷奧崎謙三，只是演講搞笑炒熱氣氛、順便打破造神而已，並無不敬。我認為原一男就是忍不住每次要去戳破奧崎謙三，說明原一男的攻擊性，並不亞於奧崎謙三。如果他沒拍片，說不定就是整天碎碎念的公務員，對妻兒任何事都要挑剔一番，嘴巴太毒搞到沒人要理他。欺負兒女是把攻擊性轉移宣洩在最不會反抗的對象身上，而拍《怒祭戰友魂》是奧崎謙三、原一男去攻擊不能惹的最大黑道──政府。

全書歌頌紀錄片的政治貢獻，視為游擊英雄，但到了後半段，藤岡朝子卻反對期待紀錄片發揮政治宣傳功能、立刻改變人心。她說所謂電影，不應該是功能主義，非得對什麼有幫助才有價值。電影的價值因人而異，假如只剩下宣傳社會問題的價值，豈不是非常單調無聊？

她甚至還沒提到用情節、影像表達見解，結構、音樂、剪接、掌握氣氛的準確等，光是政治題材就惹毛她了。我在想為什麼這本書很少提紀錄片的劇情和藝術表現，同時也在想究竟哪部紀錄片對她而言，會「只剩下宣傳社會問題的價值」，會不會《殺人一舉》對她都十分單調無聊？

她避提成品，只舉例《不丹少年轉大人》原本落選的提案「女孩踢足球後改變人生」，指責此案充滿美國夢，拍女孩跨性別只是趕流行、政治粉愛看而已。她說若照原案拍，或許就變成刻板毫無創見的電影。所幸落選後再次提案、改拍女孩的哥哥，「令人驚喜」、「描繪了出乎意料的人生之美」。做人遇到阻礙更應活出自我，拍片面對現實不如人意，努力打破框架和僵局，這樣電影才有趣。

我覺得跨性別如陳世襄評《天龍八部》說的八個字「無人不冤、有情皆孽」，往往一輩子都辛苦，頂多逆勢前進，不會是一舉完滿修成正果的美國夢。要了解她讚揚《不丹少年轉大人》「令人驚喜」、「描繪了出乎意料的人生之美」時，究竟在說什麼，讀者除了自己去看片以外沒可能猜到。

而我即使去看了都猜不到。《不丹少年轉大人》全片老爸喋喋不休「我不是逼你，但你若不出家繼承我們家寺院，寺院和財產都會被政府和別人奪走」，十幾歲兒子痛苦無奈。妹妹則勸他別當喇嘛持五戒守貞，該戀愛享受青春，兄妹睡前就是湊著手機分享最新鄰里正妹照片。我是不懂，既然老爸結婚生子也繼承寺院了，為何強求兒子要守貞才能繼承。既然要守貞，那兒子不生兒子，將來寺院照樣拱手讓人，早晚的事，其實沒差不是嗎。

該片沒再往下挖老爸偏執的原因，只是理所當然接受專制。日本觀眾可能從中看到一個傳統、忍耐、父權的日本家庭，媽媽逼想當男孩的女兒穿粉紅色，爸爸逼一心學彈吉他唱情歌把妹的兒子出家，兒女挫敗苦悶，曠野荒涼不毛，以宗教道德訓誨代替文化，老小踢足球是唯一娛樂。少年向學徒打聽僧侶訓練，得知要每天四點半起床早課，大驚問能上網嗎，答下課可以。他喃喃安慰自己「至少還能上網」，籠中鳥的命運令觀眾悲從中來。

不知該片令藤岡朝子「驚喜」、「出乎意料」、「打破框架」在哪，又為何咬定電影拍跨性別必然刻板？她是想罵某些政治紀錄片陳腔濫調卻不敢直言；還是拒看殘酷壓迫、只想關起門來歲月靜好？她不說，只說跨性別勵志題材拍不出創見。

再上網讀林木材〈專訪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東京事務局局長藤岡朝子〉一文，該年她策畫山形影展的日臺紀錄片單元，所以請她評論臺灣紀錄片，起初她猛打太極拳：「這幾年我沒看太多臺灣的紀錄片，所以我無權回答，你問Makiko或其他人。」「我知道的不多。」

然後她辯解：「要說年輕世代沒有趣的作品很容易，但並非如此簡單。有世代斷層，因為我認識吳乙峰、全景，還有他早期的學生，我想知道他們有沒有繼續。如果年輕的電影工作者說吳乙峰作品不夠好，我要做點別的，好東西就會誕生，或想我如何和吳乙峰有所不同。因為吳乙峰強勢，就像小川紳介，佐藤真怕這樣的力量，所以他遠離並試著做出不一樣的東西，思考如何與眾不同，發展獨有的想法，強壯和夠堅定，是可以克服、打敗前輩的。」

本書跟她這段話給我相同的感受：似乎日本人不講壞話，除了歌頌紀錄片工作者，其他事情都在雲裡霧裡、模糊不清，閱讀必須不停上網調查每件事。藤岡朝子是隻躲在牆洞裡避戰的家鼠，迎空探出鬍鬚試風向，小心翼翼維護人際和諧。如果記者沒像林木材耐心等她把真話孵出來，就不會知道她從牆角也將一切盡收眼底。她怎會沒看太多臺灣的紀錄片，只是嫌品質不好，她既不想昧著良心說好，就算殺了她也挖不出她一個字說不好。她看片只能判斷不好，無法一一去問導演為何拍不好。其實也不用她告訴臺灣讀者原因，問她就是要知道她覺得哪裡不好而已。但為了閃避這個不好，她寧可堅持非體諒臺灣拍片苦衷不能評價。她這點倒是很像臺灣作品：一觸及加害者，馬上體諒起對方種種苦衷，堅持自己不知情沒有資格評斷，懸崖勒馬不敢踩雷，作品也就成了垃圾。

由發言可知，她認為臺片拍不好是因為，都在模仿吳乙峰的套路。我想那些片不是吳乙峰體，而是訴求堅強樂觀，既安全又催淚的臺灣體。《生命》沒有加害者，觀眾會想，地震天災哪有加害者，能怪誰？而不是想到災後重建工程標案、建築安全法規背後有多少政治問題。

書中說到導演松井至，曾為NHK拍紀錄片，訪聽障者回憶三一一震災時的避難實況。製作人宣稱觀眾習慣看片有聲音，要求導演為片中的手語配音。導演駁斥「觀眾必須耐得住沉默無聲的世界，才能明白那一天發生的真實情況」。最後勉強妥協，替手語上字幕。下次再受NHK審查壓迫，他就與人獨立策畫了紀錄片影展。

在此，本書的寫法兩次誤導讀者以為製作人爭取「要有聲音」，看到後面才知道爭點是「要翻譯手語」。導演要觀眾看不懂受訪者手語在說什麼，體驗聽障者聽不見震災廣播的困惑，同理其恐慌，這是亞陶的殘酷劇場。而製作人知道，電視觀眾不會乖乖坐著受「看不懂」壓迫，只會轉台。

這就像南韓導演鄭潤錫拍攝紀錄片《龐克海盜地獄首爾！》記錄輾核樂團（特色為厚重的吉他失真、低音、高速的節奏、blastbeat與令人費解的咆哮或高頻尖叫）「栗島海盜」，片頭註明「本片音量不均，忽大忽小，是為了表現社會不平等」。比起劇情片在幕後精巧繁複設計以展現情感，松井至、鄭潤錫想法可謂簡單粗暴。

松井至不翻譯手語，要用靜默讓聽人體會失聰。顯然來自1993年德瑞克．賈曼導演的《藍》，全程整個銀幕只有同一藍色，讓人體會導演失明感受。又如1952年美國前衛作曲家約翰．凱奇《4分33秒》的全程靜默，留白要聽眾主動幻想填滿。

松井至說，覺得手語十分美麗，想原樣靜默呈現於觀眾眼前。

鄭潤錫說「栗島海盜」表演聽來雖只是噪音，歌詞卻覺詩意，想用紀錄片翻譯那份詩意。

兩人都捕捉到感官的「美」，與拍攝題材第一眼墜入情網的瞬間。那個瞬間既召喚導演衝動去靠近、探索，也意謂必須保持距離、限制理解，在神秘中容許那份唯美盡情呼吸，投射幻想。當一見鍾情的內分泌激動過了，美在近距下暴露出實屬誤會，一夜醒來枕邊打呼磨牙的傢伙判若兩人，就像奧崎謙三在原一男面前的精刮算計與猴急，那麼原一男也須有勇氣承認自己的幻滅。不應在訪談幕後花絮中，而是以電影本身探索。理解原本不理解的醜陋，精神的「美」即悄然而至。

書中，鄭潤錫說，原一男在其劇本集上，手寫了一句話「人類極神祕」。

鄭潤錫崇拜原一男，看不懂日語，卻在神保町舊書店買了原一男劇本集，只因店員說是導演親簽版。讀者恍然大悟，鄭潤錫拍的栗島海盜，就是奧崎謙三那樣的狂人。鄭潤錫在找那樣的人，幼稚自戀，別人壓抑怕洩露的算計、狂妄與憤怒，他們無畏地翻出來裸露、自嘲。栗島海盜的鼓手權容晚是中產大學生版本，比奧崎謙三更自覺，人我折衝更世故熟練。片中演唱會，他一面挑釁聽眾「你們討厭我們的音樂，因為你們的品味爛掉了」，一面自嘲「因為我們更爛，所以我們喜歡」噗哧解消衝突緊張。

別人的內心話，是他們的表面偽裝。製造預期、打破預期，操縱落差，社交手腕游刃有餘。別人的內心算計卻是他們的表面偽裝，作為主角，他在全片中都與電影觀眾保持社交距離2.5公尺，從未卸下來回嘲諷的社交武裝讓人窺見內心。

我認為不是人類神祕，而是原一男只受那份神祕吸引。因為他不了解自己，所以陌生的拍攝題材，看來就像在前世相遇過那樣，命中注定、無可解釋。

吸引鄭潤錫的，是看不懂的日語，是栗島海盜噪音般刺耳快速、令人聽不懂的歌詞。即使讀到歌詞，還是令人搞不懂的幽默。〈金日成萬歲〉歌詞在副歌不斷嘶吼「金日成萬歲」之間，只穿插說北韓獨裁者金日成換了房仲業務等多少日常工作，觀眾看了也不知道歌詞在說啥。後來鼓手到警局作筆錄，說「聽眾乍聽歌名會嚇一跳，聽到歌詞才知道只是和金日成姓名同音的普通人。我有許多朋友就因姓名與金日成同音而飽受困擾」，觀眾才懂笑點在諧音梗。

這個結界，很像諧星曾博恩、老K「炎上」、「火烤」系列脫口秀，充斥外人聽不懂的內哽、邏輯迂迴隱諱，觀眾不懂仇女好笑在哪。而粉絲會笑，是因為感覺報復了權威，又受理解的結界保護，而感到安全。這是一群一點就著的人，說不出他們心存反抗時想懟的是誰。

書中鄭潤錫說，因為在大學專攻美術，記者常問他是藝術家還是電影人。紀錄片從業者則問他，他是拍藝術電影，還是搞社運。他覺得他同時擁有這些身分，抗拒別人貼他單一標籤。可能因為有了身分就有創作倫理要遵守、有生涯聖杯要追求，這些他都怕。

片中鼓手也說，不簽唱片公司，因為怕創作受限。明明渴望吸引眾人，但又害怕受控制而失去自我，全力捍衛孤獨。在叫囂表面下，那份孤獨、不安的心悸抖顫，召喚了鄭潤錫。

本書歌頌栗島海盜為對抗政府、爭取言論自由的鬥士。我認為他們對抗自己、爭取言論限制的成分大。

記者若問栗島海盜是搞樂團還是搞社運，應該是賞臉還肯問本人，其實觀眾不可能誤會。本書把他們寫成爭取言論的鬥士，證據是該樂團製作人朴正根轉發北韓政府推特，寫「請金正恩將軍給我們巧克力」（諧擬佔領區貧童向美軍要巧克力，諷刺南韓政府對美卑躬屈膝），被告為匪宣傳違反國家安全法。他向警方辯稱只是開玩笑，結果被判緩刑不用關。鼓手亦向鏡頭坦承對北韓一無所知，也沒接觸過統派。

鼓手自述創作思路，做搖滾就要找爭議激怒主流，才會令聽眾印象深刻。其邏輯無異網紅挑戰吃屎拼流量，既然北韓就是南韓最大禁忌，那就模仿北韓。作詞作曲，是從北韓政府推特發布的宣傳影片找MV素材，由一本《社運用語集》中取樣，拼湊出「北傀降旨：保障勞動三權」這樣的歌詞。令人錯愕，北韓比南韓更不可能保障勞動權。但鼓手說，南韓是尿，北韓是屎，都自稱民主，但都沒有言論自由。

顯然因為北韓和勞權都在南韓的對立面，所以把北韓和勞權扯在一起才成立，這種邏輯只存在於他的幻想世界，無涉現實。對他來說北韓不存在，金日成只是虛構的動漫喜劇人物。社運從大學高學費、拆遷、高房價等抗爭出發；栗島海盜卻是模仿社運用語，等於模仿北韓腔調、模仿龐克樂風。嘴巴講的不是心裡所想的，歌詞只是舞臺道具之一。栗島海盜沒有實質內容，你討厭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給你看，將自身化為南韓威權社會的顛倒鏡像。

就連劇情片《寄生上流》也會讓地面南韓家庭的鏡像－－地下室的一家人模仿北韓，丈夫學軍隊呼口號感謝領袖（屋主），妻子學北韓央視主播李春姬播報，隱喻南北韓骨子裡是一路貨。這種批判在外人看來，只是《全民大悶鍋》的政客模仿秀，就酸民隨便嘴兩句的程度，膚淺而無內容，所以也沒殺傷力。栗島海盜亦然。

美與詩意，是不懂和共通體質的混合，召喚共通的觀眾共鳴。鄭潤錫感到栗島海盜神秘不可解，因其靠著模仿搖滾外觀，逃避實質，徘徊於自身困境門外，不得其門而入。空洞就是他們的魅力。

正如不是政府頒獎榮耀你就認證你第一名，也不是政府抓你就認證你激進，國安惡法只是樂團中樂透，一抓成名天下知。該片的價值，不是拍栗島海盜衝組以卵擊石證明政府專制，而是拍到中產子女「沒有理由的反叛」。正如支持北韓不是栗島海盜要捍衛的自由，支持勞權也不是。那什麼才是？

為什麼他們不捍衛他們所要的那種自由？

片中栗島海盜受訪，在嘲諷、自嘲間，不時互望、爆笑。其實房間裡沒事可笑，只是假裝輕鬆，掩飾緊張。像是在咖啡館裡對話，為掩飾不知所措而頻頻喝水。他們一直試著hold住，紀錄片享用了他們撐起來的表面，而不去理會那握拳手心虛汗的hold。也許他們習慣hold住，也許導演的態度就是要他們hold住，而他們感覺得到。為什麼非hold住不可，那才是權力向他們施展暴力專制之處。

本書是一個社會企業，有志推廣紀錄片文化，為介紹一眾紀錄片導演、策展人、發行商、資金鏈所作的群英傳。因而把這部紀錄片浪漫化為政治抗爭，讓理念夾帶作品傳出去。佔到了道德制高點，錯過了生而為人珍貴的不誠實。栗島海盜因而保持了神秘，在英雄星座的夜空中繼續閃爍。即使你是一個反英雄，仍會有人把你推上英雄寶座。

本書不談技藝細節，可能因為書名《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》就已暗示歐巴馬競選口號的那種史詩壯觀、一擊斃命的英雄式「改變」，而不是日復一日的幕後底層勞動、產業沉痾。估計選片的範圍是山形影展和其他影展的得獎作品，記者也心存表揚要來封聖，而不是平等理解。

彷彿書的背面，有一本《一事無成的紀錄片工作者們》或《想改變世界但……的紀錄片工作者們》，等著我翻閱。

通過紀錄片，活得像個人：讀《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》（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