逐頁紀錄大小事的日記看似不足為奇，但黃旺成先生一提筆就記下了六十餘年的光陰。雖然每日內容僅有一二頁甚至寥寥數行，當時只道是尋常，但這些真實的人生際遇，在相隔百年後的今人讀來，若將他筆下提及的人、事、物對照日後發展，往往會有出人意料甚至驚心動魄的發現。若是入戲太深，時常不免掩卷嘆息世事之無常，真實的人生永遠比戲劇更具張力。

張七郎父子的悲劇

相伴旺成先生終老的李招治女士，1929年從新埔庄搬到新竹市區租屋居住，兩人的戀情就此穩定發展，往後一年雖經波折，元配玉盞只好無奈的包容，甚至多次一同其樂融融的烹飪共餐。當時旺成先生41歲，而李女士的丈夫雖已過世，仍與婆家親戚多有往來。

李招治女士先夫的外甥張宗仁和張依仁兩個小兄弟，偶爾會到這個舅媽家住一兩天，他們的母親詹金枝女士是她先夫的妹妹，父親即妹婿張七郎。旺成先生也算看著這對兄弟長大，常順便揪他們來家裡吃飯，和旺成先生長子繼圖、李招治的么子德知，都因年齡相近而玩在一起。遺憾的是，日記中多次淺淺幾句提到的小兄弟，十餘年後卻成了「張七郎慘案」的主角。

在旺成先生這段戀情尚未萌芽時，1928年6月23日星期六，40歲的他，這天沒安排演講或開會行程，也沒跑新聞（誰知道幾天後就為採訪新竹騷擾事件超級忙碌，不到20天後創建台灣民眾黨），上午「無所事事，虛度了半天的光陰，午睡一時多起來，很愉快」，遂和兩位好友信步到客雅溪散步道，突然下起了西北雨，急忙到附近張七郎家避一避；旺成和七郎同齡，一夥人就不客氣鑽進七郎臥房去，玩起聽寫古文比賽，晚上還各出點錢叫外送吃喝兼小酌，直到過十點才踏著潮溼的路面回家。

1930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長節，據稱是唐玄宗生日，旺成先生雀躍於計畫已久的中國之旅確定可成行了，進城去預訂要出門用的名片，再到朋友家坐聊，吃碗朋友媽媽的壽麵，又揪朋友到客雅溪散步、抓螢火蟲，天黑後順道去探招治女士，她說，兒子德知跟外甥依仁看活寫（電影）去了；倆人趁沒孩子打擾，喝了冰啤酒，配點下酒菜，十點多才道別。那時依仁才11歲；據他晚年自述，那是他快樂的童年期，也是人生唯一不識痛苦的日子。

同年年底12月28日，旺成先生看完報紙，跟朋友一起烤蕃薯吃，再去郵局打了一封電報給同志蔣渭水，接著回家一口氣看完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書「蘇維埃國情」，近傍晚又到客雅山邊散步，循例去訪招治女士。13歲的宗仁恰好來找德知，旺成先生慈藹的帶著孩子們一起返家，黃家的孩子們看到玩伴來，「懇意留餐，添炊粉，夜一同環坐而食，熱鬧甚，予獨酌白鶴一小瓶，意外很醉」，旺成先生的歡喜不言而喻。

三個多月後，1931年3月10日，下起新年以來最大的一場雨，春雷頻響，寫完「社說」稿後，沒寫地方記事，旺成先生有點心虛，「為從來罕有的怠業，心中自覺有些不過意」；午後李女士來了，打聽高校放榜，宗仁有沒有考上？跟旺成先生一起等繼圖從台北傳消息來；稍晚，心急的考生宗仁親自上門，等待中談起天來，從考試聊到校園生活，「滔滔不竭，黃昏時候方才歸去」。當天夕刊（晚報）發佈了高校榜單，名額幾乎全被日本人占了，新竹州僅5名台灣人上榜；黃繼圖不願相信宗仁落第，還把榜單從頭到尾多看幾次，不知怎麼安慰他；隔天收到宗仁的信，繼圖日記裡寫，「內容很悲觀，他說三百六十天後再跟我見面」。

不過，十幾天後宗仁就又來黃家了，先跟旺成先生報告他成績不好，旺成先生好言安慰他，留他一起吃午飯，晚上日記描述了天氣很異常。年底12月30日，旺成先生整天忙碌，並陶醉在中年得子的喜悅中，思索很久選定將么兒取名為繼文。晚餐時，李女士與宗仁上門來，為啟迪民識而擔任專職演講人和記者的旺成先生，這時順勢開講，繼圖記錄當時大家高談闊論「關於共產主義的問題」。

後來張宗仁考上東京的日本醫科大學，畢業先留在日本服務，再到滿州國任國立醫學院教授與醫師。二弟依仁、三弟果仁也都陸續到滿州國擔任醫生，直到日本戰敗，他們的父親張七郎一聲令下，全都打包行李回鄉，以聯合國難民身份急返台灣，加入父親一起當花蓮偏鄉醫師的行列。

張七郎是新竹人，受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馬偕感召，遠赴花蓮鳳林開設「仁壽醫院」，濟世救人，戰爭結束，慶幸台灣終於不再是殖民地，他張燈結綵蓋牌樓歡迎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帶著三個兒子服務鄉里，開辦學校，參與政治，當選花蓮縣議員、議長。直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，一家人的生活急轉直下。

隨著全台清鄉行動的展開，4月4日下午，士兵到仁壽醫院謊稱有人罹病要宗仁出診，隨即將他拘押，緊接著，七郎、依仁、果仁都陸續被押走；張家父子四人，僅依仁因身上帶有現職軍醫證明逃過一劫，拘禁三個月後獲釋，餘下父子三人均在當晚未經審判即遭槍斃，宗仁得年31歲、果仁25歲。他們的母親深夜設法用牛車偷偷把肚破腸流的三具屍體運回，親手縫合。家中僅存的依仁不堪長年的監視騷擾而出亡他鄉，被列入黑名單，母喪亦無法返台，甚至一度遠逃到巴西叢林中，儘管被仇恨緊緊纏著，仍持續從事醫療工作助人。

神秘的「游柏嫂」

另一位曾在日記中稍稍露臉的「游柏嫂」也同樣令人好奇。游柏即是後來的游彌堅，出生於日治台灣的台北內湖，除了早年在日治台灣的公學校任教，後更輾轉日本、法國求學，後來赴中國發展，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大受重用，既富且貴。戰後返台的游彌堅更履任國府要職，接任黃朝琴擔任台北市首任市長，二二八事件即發生在其任內，二人均被視為「半山派」的代表人物。而如此縱橫兩地動盪時局的台灣人，也曾在黃旺成先生生日記中留下一段同行之緣。

1930年5月7日，遠赴中國考察的旺成先生搭上「長沙丸」駛往福建，一路遊覽上海、杭州、南京。出基隆港航行不久，住同艙房下層的游柏嫂就「絮絮談個不休」，旺成先生因此大感睡眠不足；隔天下午正擔心暈船而服藥，「游柏嫂贈李鹹、雪片糕、水梨，甚親切」，讓船上時光不寂寞；隔天游柏嫂就搬離旺成先生的六人艙室，再隔一天，因濃霧而停船，眾遊客百無聊賴，旺成先生原本嫌游柏嫂太囉嗦，但看書賞景一整天後，又懷念起她的親切，還寫道「柏嫂今天多往外邊發揮她的外交，不常見」。

5月14日旺成先生遊罷西湖，晚上又會見游柏夫婦，隔天並一起搭火車往上海，一路上旺成先生與游柏詳談中國官界、軍界、社會種種，興味十足，「不覺困倦」，顯然游柏與夫人都是健談之人；到上海後，旺成先生去拜訪台灣民報創辦人之一黃朝琴，但他不在。巧的是，隔天一早出門寄信又遇到游柏夫婦，道別後，這一天行程很滿，參觀上海的大報「申報」報館，還嚐鮮吃「露國式西菜」、即俄羅斯料理。

翌日再與游柏夫婦同車到南京，兩人又聊了很久，旺成先生藉以了解南京的狀況，可是當晚入住中央大飯店後，游柏突然打電話要他別外出，「說今夜恐有戒嚴」，讓他突然從旅遊的開心中冷卻下來，「黑暗而寂靜的南京，加之是雨夜，給人們由無聊而悶、而思鄉，電灯光暗不定」。

遺憾的是，游柏往後的發展自此再未出現於旺成先生日記中，關於游彌堅之妻，世人大多也只記得他在1931年與陸小曼前夫王賡的胞妹王淑敏結婚，而日記紙頁中熱情健談、善於交際的游柏嫂，或許在當年抵達南京不久後就不幸身故。相比於游彌堅日後的亨通顯貴，這位令短暫同行的旺成先生印象深刻的女性，連姓名也難為後世所知，實在讓人不勝唏噓。

驚駭與溫情 盡是日常

除了人物的流轉起落，我們也可以從旺成先生日記中瞥見「臺中‧新竹大地震」（或稱關刀山地震）這場世紀天災的駭人情景。1935年4月21日6點2分，一場大地震襲擊新竹州與台中州一帶，死亡人數逾三千人，是臺灣有史以來傷亡最慘重的自然災害。當天早晨旺成先生正在井邊刷牙，突然「呼呼聲響，左右旋轉，幾立腳不住，乃大地震也，舉家驚惶逃避於深井」，過了20幾分鐘，他正驚魂甫定的清除書房裡的泥灰，「又來一強震，聲如牛吼，屋傾瓦飛，灰落几上，置物盡倒，牆街門危險將倒，一家手足無措，不敢居於室內」；因為餘震不斷，當晚新竹市區眾人都不敢住自己家，紛紛暫憩學校，旺成先生也「全家移到女子公學校暫住」，隔幾天才漸漸知道震災之嚴重，傷亡之可怕。

除去這些驚心動魄的人物和事件，其實旺成先生紀錄最完整的還是自己和家人的平凡日常，循序閱讀，彷彿也能依同見證到每位人物的成長。其中，被攝入旺成先生全家福照片中，且緊挨著旺成先生腳邊蹲伏著的短腿毛小孩マル(Maru)就多次在日記中出場，足證備受寵愛，每每一登場，就讓畫面生動起來。

1930年1月14日，大冷天中，旺成先生忙著寫完他的民報專欄「冷語」和一篇社論，晚上偕妻子兒女都到李女士家「受招待壽司、生魚」，甚至長子和次子稍晚也趕到，「小家族七人全到，連小犬マル也跟來，玉(妻)幫女士料理，和藹可喜」，這是旺成先生企求了很久的幸福人生團圓畫面。

小狗知道自己受寵而沒忌憚，1931年2月10日它膽敢惹超級潔癖的旺成主人，「抵家見矮犬マル臥在予床前，被褥已被汙穢」，神奇的是，主人沒發脾氣；8月2日，就醫返家的旺成先生，半路上看到9歲四子繼緒，帶著狗狗出門找媽媽，一問才知，原來媽媽去觀音亭看戲了；那個傍晚，父子同行回家，小犬相伴，景象溫馨，但也突顯了旺成先生對妻子常嗜戲夜歸的不滿。9月27日他受到驚嚇，「小犬マル晝險死去，似腹痛，幸再復活」。可惜人犬終須一別，1936年10月11日記載「愛犬マル死」。

或許日記作為史料最珍貴的地方就在於，我們既能從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紀錄中，更加細緻地理解人物事件之間的脈絡與轉折，也能從百年前的生活喜悲中，從更多角度去理解一個複雜的時代。

│百年文協在新竹│　距今一百年前，臺灣文化協會開啟了一段文化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，透過讀報、講習會、演講會，甚至戲劇和電影放映等等方式，普及當代知識，引領了文化啟蒙、社會改造和思考政治處境的刺激。其中，新竹一度成為臺灣文化協會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，積極聯繫與投入活動的黃旺成所扮演的腳色不容小覷，後來的《臺灣民報》、臺灣民眾黨這些重要組織中，也都有黃旺成的身影。正是這樣精采的經歷，讓我們能從他的日記一窺百年前的臺灣，那段文化運動生機勃發，面對挫折仍堅毅不屈的時代。